作者：  废话多多

原载文学城   

有一年,母亲出去开会，给我带回来一条红围巾。

那是一个物质极其极其缺乏的年代，日常用品都是限量供应，火柴，肥皂，白糖，
素油。买粮要粮票，买布要布票，买自行车要工业卷，就是给新媳妇做几床被子，
 攒足了钱后，还要从亲朋好友中凑足了棉花票。也是，只有资产阶级才没事儿干每
年做新被，新媳妇盖床旧被就不能结婚了？！

不限量供应的日常用品，店里经常没货，有了货人们便排起长长的队伍来等着买。
后来的人见了，管它卖的是什么，先排上再说。队伍长了，自然有投机取巧加塞的
 人，大家便前胸贴后背紧紧地挤着。偶而会有缺德的猥琐男人占女人的便宜，碰到
了厉害的女人，吵的吵，骂的骂，以至大打出手。等知道了卖的东西没用，已经搭
 进去了几十分钟，走开舍不得，买了再说。于是家里积压了没用的东西，商店里便
越发的空空如也。

百货商店里的非日常用品，摆在玻璃柜台中和柜台后面的货架上，可远观而不可近
取。柜台和货架之间总有几位聚在一起聊天的售货员，说说笑笑的煞是热闹，卖东
 西倒是其次了。顾客看好了一件商品，低声下气的请半天，聊到兴头上的售货员沉
着脸走过来，把商品从架子上取下，摔在柜台上仰头看天，不耐烦地等着顾客走 开。


一没钱，二没货，时不时的还要受点气，买东西便成了繁琐的家务之一。母亲没事
不上街，好容易逛一次商店，我便当个小尾巴跟着走。拉着母亲的手，平时惶惶然
 的心情一扫而光。运气好了遇到卖冰棍的，三分钱一根小豆冰棍，五分钱一根牛奶
冰棍，一毛钱一根大雪糕。当年的五分钱二两粮票可以买一个馒头当午饭，一根雪
 糕则是难得的奢侈品了。

我最不喜欢和母亲去买布，那时的成衣又贵又不合适。人们的衣服大多是在店里买
好布请裁缝师傅做。师傅不知为何多是上海人，特别的会精打细算。一块布，顺 裁，
逆裁，边边角角都利用起来，尽量地为顾客省几个小钱。布买多了，师傅会笑话。
所以母亲买布时，总要心里默默地算半天，我则在一边极其的无聊的站着。而 且，
我看好的花布母亲从来不买，买来买去不是蓝布就是蓝布，不过深浅不同而已，于
是认定了母亲没有审美观。

后来才知道，母亲从前也是爱美的，据说一件普普通通的阴丹士林大褂，都能穿的
光彩照人。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后，衣服的功能是简简单单的蔽体和保暖。全家
 大小，蓝衣服，蓝裤子，衬衣，外衣，毛衣，棉衣，里里外外青一色。松松垮垮地
穿在身上，省得让别人找到借口批斗。

所以母亲买回了红围巾，大大出乎家里人的预料。母亲说，开会时内部的小卖部里，
有许多平时看不到的商品。母亲进去第一眼就看到了架子上的红围巾，想买又怕 惹
麻烦。每天吃完午饭去小卖部里转一圈，然后空着手走出来。最后还是一位同行的
老工人看出了母亲的心思。特别仗义地说：买，有什么不敢的，有人批判就说是 我
让你买的。其实母亲也知道，批判起来，就是毛主席让买的也没用。只是母亲想着
我们围着红围巾的样子，越想越想买。有了人撑腰，马上顺水推舟的买了下来。

红围巾用少见的开司米线织成，轻轻的，软软的，把脸埋进去暖暖的，还微微地带
着一点卫生球的香气。大红的颜色，放在桌上一扫家中平时的暗淡。我洗干净手，
 拿着围巾到镜子前面这样那样的试着。先将围巾双折，一头搭在胸前，一头甩到背
后，觉得自己是个意气风发的五四青年。然后将围巾在脖子上绕一圈，搭在前面的
 两端交叉起来用大衣的前襟压住，看上去像是是五十年代的电影明星。最后依着当
年最流行的样式，把围巾前面向后折出一寸左右，然后连头带脸的围起来。镜子里
 那个每日提心吊胆低头做人的小女孩，眼中明添了一丝暖意。

以后的几天里，我和父母展开了一场持久战。父亲挨斗挨惯了，深知人心叵测，怕
我把围巾带出去惹麻烦。我则找出红色是革命的颜色，即使是黑崽子也有权利向往
 革命等狗屁理由。母亲夹在中间，虽然心里同意父亲的谨慎，但围巾是她买的，不
让我戴出去没道理。所以劝了父亲再劝我，结果是父亲和我异口同声地指责她没有
 原则。最后我嚎啕大哭，痛诉出身不好受的委屈，连条围巾都不能戴，父亲叹了一
口气，不再反对。

第二天早上我将红围巾戴出门，走在路上招来无数羡慕的眼光。到了学校，班里的
女同学们围上来，人人都想戴上试试，教室里叽叽喳喳的闹成一团，连平常见了女
 生就翻白眼儿的臭小子们也跟着在一边暗笑。上课铃响，大家谁也没听见，直到身
为班主任的语文老师在讲台上咳嗽了一声，大家才稀里哗啦地回到自己的位子上等
 着挨训。我们的班主任的父亲是地主，当时班主任正在积极争取入党，所以以实际
行动来表示和反动家庭划清界限。无论什么小事，他都能提到阶级斗争的高度发挥
 一番。当班主任瞪了我们一眼开始讲课后，大家都暗暗地松了一口气，看来，一场
训话是免了。

没想到我们高兴的太早了，下午最后一堂课刚结束，班主任便沉着脸走了进来。第
一句话便是：有的同学出身资产阶级家庭，不好好改造思想，却用奇装异服来腐蚀
 无产阶级后代，于是全班同学的目光齐刷刷地一致向我看来。我脸上热热的，低着
头心里后悔ǒ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ō。我真该听父亲的，把围巾放在家里，自 己
看着好就对了。老师滔滔不绝地说了大约有十几分钟，大意是同学们要提高警惕，
因为资产阶级无时无刻地在和无产阶级争夺接班人，号召同学们拒腐蚀永不沾， 坚
决不让资产阶级的阴谋得逞。放学后，我灰溜溜地把围巾放到书包里带回家，从此
再也不敢戴出门。

后来世情变了，街上开始流行红裙子，更别说一条红围巾了。我的那条红围巾重见
天日，从小学，中学，以至大学，最后又随我漂洋过海，来到美国。读书时，好像
 从来没有带围巾的必要。直到工作之后搬了家，有一年冬天出奇的冷，才从箱底翻
出了红围巾。只是多年以后，红围巾已经面目全非。不仅红色不再鲜艳，围巾也变
 得又短又窄，还有几个虫子咬的洞洞，围在脖子上有点不登大雅之堂的嫌疑。从此，
我开始了寻找另一条红围巾的征途。

前前后后，不知买了多少条红围巾，都不合我的意。不是太长就是太短，不是太厚
就是太薄。有的没戴就退了，有的用两次便送到了救世军的店里。其实我也明白，
 不是围巾不好，只是这些围巾里没有母亲的爱。最后还是黑漆板凳忍不住了，买来
两把红毛线：外边买的不合意，干脆你自己织一条。

那两把毛线是普普通通的晴纶线，和母亲的那条红围巾根本无法相比。只是想到黑
漆板凳一条六尺大汉，跑到绣花店里和售货员讨论买什么样的红毛线，然后兴冲冲
 的拿回家里献宝，实在不忍心拒绝他的好意。自己动手的好处是围巾的长宽高都可
以控制，织最简单的元宝针，周末废寝忘食地奋斗了两天两夜完了工，围在脖子上
 人人见了都说好。

前些日子天寒地冻，红围巾连头带脸加脖子捂得严严实实。到了火车站，平时在站
台上等车的人都躲在屋子里，候车室里真正一片乌泱乌泱：黑大衣，黑帽子，黑手
套，黑靴子。唯有我的红围巾加了一点亮色，招来了几声称赞，心里不禁暗暗地得
意起来。